齐鲁文化与郑板桥的艺文成就

孙敬明

　　无论是典籍中所载录的文明与辉煌，还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历史信息载体，以及饱经岁月沧桑而幸存至今的风华旧物，都足以证明这样的一种认识——齐鲁文化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为中华文明的主体。

　　如果从宏观上审视与把握，无论是先秦百家诸子，还是两汉的经学，及至魏晋玄学与“建安七子”的诗文，其中巍然名家，多出自齐鲁；更降则隋唐佛学，位于齐鲁大地上的浮屠伽蓝，若比丛林，青州龙兴寺的发现，将中国考古所见佛教造像艺术推向了峰巅；再至宋明的理学词章，其中辛弃疾的豪放，李清照的婉约，均可竖大旗为坛主；清代的朴学与小学，则更见齐鲁大地上明星璀璨。在宋代兴起的金石学，如诸城赵明诚的《金石录》煌煌巨著，称颂千古；清代的金石学上承流风波澜，蔚成大观，以陈介褀为代表的十数位知名海内的山左大家，以藏古、鉴古与传古证史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一切的一切，均应是齐鲁大地，海岱胜区，万种纯灵所包孕的结果。

　　齐鲁海岱之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称胜天下的人文大观，进而更有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不仅孕育了终生受海岱文明浸润的山左精英，而且还能传播天下，甚至流布海外。尤可称道的是，齐鲁文化总是以其坤厚的承载，博大无垠的胸怀，接纳和泽润着由其它区域来此游学为宦的人文俊杰。且不论孔夫子的弟子三千、孙武子的教兵在吴，仅以魏晋以来的郑道昭知青、莱两州，苏东坡为密州牧，以及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为青州宰为例，他们的原有天赋与造化，早在来驻齐鲁之前即已臻至两妙，但确又是在亲历齐鲁大地并领受其文化的浸润之后，才学与声望更为彰显而名垂永久。如苏轼的词章，在未来密州之前，其上承五代之风流，间采巴蜀之灵妙，自成优柔美润之气势；在知密州后，承齐鲁文化之气概，兼摄海岱风物之精蕴，词风大变，一改宫闱靡弱如娇小妇人体式，而成为横铁戟于马上、叱咤风云之大丈夫气势。

　　仅从文化艺术而论，经由考古发现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陶文，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古汉字；商周金文与汉唐碑碣，齐鲁也是天下集中出土的地区之一。再及汉代的画像石，山东又是天下蕴藏量大、内涵丰富的地区。北魏郑道昭的天柱、云峰与玲珑三山刻石，唐代北海李邕的书道，清代刘墉的翰墨，更使历代书法界所倾慕。

　　以上所列历史与文化之现象渊源，是从宏观上审视齐鲁文化的历史作用。这是把研究对象放在相对历史时间和地域空间中来权衡评骘的必须。

　　郑板桥，几乎是无人不晓的名人，人们大都知道他的名言“难得糊涂”。但是关于郑板桥的生平履历、艺术事迹，则知道或熟悉的人就明显减少；如果再进一步推求郑板桥的艺术思想和诸种造诣与齐鲁文化的关系，以及齐鲁文化所赋予郑板桥的艺术性灵与深刻影响，则知道的更为稀少。

　　郑板桥祖籍扬州兴化，其生处清代中前期，身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是一位文学艺术造诣精深的学者型书画家。我们通过研读郑板桥的诗、词、画、印、尺牍、手札及相关的逸闻故事，可明确认识到他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对《六经》旨要、《四书》典章与诗词格致，尤其传统文人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程境界，理解得更是出神入化，直至妙境。换言之，如果不是这种饱学足识作为其文学创作、艺术张扬的基本条件，而仅凭其所谓的天分、个性、怪异之特征，恐怕也很难构成人们所认可的与时势不合的“怪”与“美”。

　　扬州是江苏中部偏南的历史文化名城，兴化则是其以北约近100公里的城邑。从历史的眼光看，扬州的历史地位之显要，大概莫过于自隋代京杭运河贯通以来，历经唐宋元明各朝，始终与金陵、苏州、杭州一起，成为江淮流域或长江南北文化名胜的中心和代表。郑板桥正是出生在这南北文化交流对接的中心区域。进入清代，扬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地位比以前明显重要起来。兴化作为扬州的近邑，虽比不上扬州兴盛，但扬州必然对其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郑板桥的一生中，少至中年在兴化、真州成长读书，设教馆；50岁来山东先后任范、潍两县令12年；继则弃官归里，生活在扬州、兴化12年后故去。约占其生命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是在扬州度过的，因此，扬州的风光景物、历史民情对郑板桥的影响应是非常深刻、广泛和持久的。

　　扬州城，若究其历史的长久辉煌和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似乎不及苏、杭二州与金陵。可是到了明清时期，尤其康乾两朝，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几乎是突飞猛进的。而根本的原因，在于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和蓬勃发展的城市商业经济。大量的资财通过商业交易，迅速地汇聚到一些新兴的商业经营投机者手中，他们思想总是超前的发展，在追求极尽声色犬马、终日箫管烟花的腐化享受之时，还得满足精神的空虚追求，故而附庸风雅，不惜资财延揽文人雅士，大兴诗、词、书、画酒食之会。这种经济基础和生活环境与艺术氛围，大大促进了新兴文化的发展。使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开放，大胆地张扬个性，敢于向传统挑战而自树旗帜。同时，由于清王朝所实行的高压统治，经学文士动辄获咎，致使一些文人、艺术家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艺术的追求与创作中来。所以，郑板桥等所谓的“扬州八怪”，能在这种时空中产生发展，并形成自己的时代区域和群体的艺术特色，也可以说是得益于天时地利。

　　郑板桥作为“扬州八怪”，是为广大研究者所普遍认同的，而且他在“扬州八怪”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当时，众多的极富文学艺术造诣的各路名家长期在扬州从事艺术活动，为什么其中是以郑板桥为最典型的代表呢？

　　我们在对广义的“扬州八怪”的艺术生平、特色、交游、为宦、师承诸方面，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后认为，从客观环境而言，郑板桥之所以有如此的艺术成就、声望和历史地位，除去扬州的包孕滋华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其在山东为官12年，齐鲁文化对其产生的突出而又深刻的影响。

　　正因为惟独他是站在了齐鲁文化这座高峰上，故而才能生出雄视千古、神接万里而“一览众山小”的襟怀与豪迈。诚如开篇所说，齐鲁文化的博大精深，有时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旨。郑板桥以50知天命之年，自然有其对人生艺术的丰富的经历和感悟，来山东为官之前，早已在扬州、北京等地获得一定的知名度。而齐鲁文化的孕育与影响，更使其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郑板桥第一任所在地范县，地处齐鲁文化的西南区，西去曲阜未远，邹鲁洙泗之风向所广被，人文久远，民风淳厚。自然环境条件虽然较差，但此地离京杭运河亦不远，又兼得交通之便利，故大江南北的老友新朋，有时藉京杭大运河的水津舟楫北上或南下之便，来范县与板桥相洽，得以保持信息畅通和进行艺术交流。由于传统文化的积淀厚重，这里乡风社俗敦睦和融，人们礼仪往还，几乎没有什么冲突，更形不成诉讼上达县衙，板桥除落得衙斋无事、享高卧而治之乐的同时，还更从身心中沐浴着齐鲁文化之嘉奖。他在范县5年，对当地的城池道路、民人士子有极深厚的感情。这里民众的敦厚质朴、礼俗风化，使他的心灵深处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呼应，更培养和坚定了其重民、爱民的思想。如果再进一步的思考，这也正是鲁文化中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这对其后来为官恤民、书画济民的惠政亮行，起到了像灵魂一样的主导作用。

　　待板桥由范县调知潍县，官潍7载，春风无限，无论就其思想深处的转变，还是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升华、臻至精妙，凡此7年，都可看作是其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日。如果把其一生的经历变化，分为三段的话，则50岁以前为养育性灵，求学造化；50至62岁，是其为官为艺，博采齐鲁精华，爱民思想与艺术创作达到极盛的时期。尤其在潍县的7年，是其得享蕴涵海岱万象的齐文化包孕润泽，艺术人生达到最高境界的岁月。62岁以后，则是卖画扬州，终老故里。为什么潍县对郑板桥的影响竟是如此的突出而又深刻呢？

　　潍县地处泰沂山脉北侧，面对逶迤丛岭、青山茂树，背凭浩瀚大海、波涛万状，东近胶莱古国，西接临淄齐都。考古发现有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7000年以来的北辛文化、6000年以后的大汶口文化和4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再晚些的岳石文化也颇具地域特色。其地以南不远的诸城，因有孟子所谓“舜生于诸冯”而得名；夏代的斟灌、斟鄩大致在县城的东南和西南的潍水与白浪河流域。而潍县的得名，则因于《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潍淄其道”之谓。齐地自古至今最大的两条河流即潍水与淄水，是包孕和滋养齐文化的母亲河，而潍县正处两河之正中间，是齐文化的腹心区域。此地既有先秦时期作为舜之故乡的史乘记录，又是春秋时期晏婴名相的里籍，更为汉代经学大师郑玄的故里。潍县汉属北海郡，战国以前又称平寿。孔融曾作北海国相凡6载； “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其家亦是北海郡；后则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唐代的著名学问家、书法大师李邕亦曾为北海郡守；五代的北海人韩熙载，精通音律、舞蹈诸学；宋代的苏东坡离密州，于春节时途驻潍州，留有诗作唱颂当地的风雷景物。当然对板桥深远的历史影响，还不啻于此。对其直接影响且尤为突出的，应是明代潍县令周亮工。周氏博学渊源，风雅高致，精于书法丹青和印篆，并有关乎此种艺术的著作受人推祟。郑板桥来潍县任上，人们为孔融、周亮工等所修的祠堂还存，先贤事迹，如雷在耳，似雨润心。

　　更为重要的是，到明清之际，随着潍县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地理交通环境的提升，潍县的文化达到历史上空前发展的高度，对此就连当时的郑板桥都有明确认识，专有诗谓“潍州原是小苏州”。这其中既体现出郑氏对潍县的深挚感情，亦可显示潍县的风光景物与历史文化，在郑板桥看来简直就是北方的“小苏州”。正是由于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和潍县作为地方文化名城的开放、吸纳与包融，遂使得明清两代，尤其明末和清代中前期，潍县的文化空前发达，成为政治、经济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辐射和影响鲁北及胶莱平原的大部地区。潍县手工业发达，城市商业经济繁盛。其居城中者，既有原地土著望族，更有从江南、山西、河北等地搬迁来的名门。由于四面八方文化的交汇与影响，使得在潍县这块文化沃土上的奇花异葩，更为绚丽夺目。诸如传统的科举与县学，营造出所谓“校林士群”的繁盛局面。还有一些世家阀阅，如当时的郭、刘、田、陈、丁、张、孙各家，其考中进士而在京师、地方为官或设馆教于天下者，约有数百人。如郭家子弟，风流才俊，与郑板桥有极好的交情和非常深厚的友谊。潍县文化的发展，在当时最为突出者，首先为文学艺术，其丹青曼妙，最称典雅；再者为金石学，经过几代的发展，潍县一度成为天下金石学的中心。在这样一种充盈着浓郁、发达、高雅的文化氛围中，遂使得郑板桥兼衔江饮淮的风流与豪迈，终于发展到了极致。

　　关于郑板桥的艺术造诣，人称其诗、书、画“三绝”，其实这只是其综合素养得以集中体现的一方面，或者说正是其天赋性灵与扬州风化、潍县艺文的包孕而成的博大深广的学识与修养，才托负得起其文学艺术造诣的这三枝奇葩的。观其诗作，清新曼妙，一扫传统诗坛的奉迎与沉寂，直接取材于基层民间，关心民瘼，挂怀痛痒，使人读来更觉声情并茂。其词话，亦是鲜活灵运，不乏诙谐雅趣，且题材极广泛，性情所至，拈笔成词，甚至把其内心深处最隐秘的、让时人看来是非正道的风流韵事写入词话，而直抒胸臆，寄托情怀。其书法，自称“六分半书”，更是大不相同于人之处。传统书法，各体各家，或比星论斗，多不可数，然其自成面貌者较少。郑板桥以其独特的艺术经历，参阅各体各家，勤于钻研，勇于冲出传统樊牢，参照隶、楷和篆、行各体，自辟路径，形成前不同古人、后亦无来者的书体。郑板桥的画作，与其诗、书一样，俱是在于创新，一反传统的刻意摹描、细入毫末的宫廷画院之风，而是真正追求艺术的真谛，一切从生活实际中来，又兼以丰厚的文学修养为基础的艺术加工与提炼，使画风清逸简达，率真灵妙。

　　郑板桥在山东的12年，不但在艺术方面广被齐鲁文化之泽润，而且在其思想人格的形成与塑造方面，更是深受齐之恣肆汪洋、疏达狂放和鲁之博爱仁厚、以民为本文化特色的深刻影响，故而能“得志则泽加于民”，艺术创造为劳苦大众，敢于创新，不苟同于时，才成其所谓的“狂”与“怪”的。

　　郑板桥作为一位特定的历史环境、艺术领域或官吏阶层的典型人物，生长于江淮，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读的最多的莫过于《六经》、《四书》，而其中关于齐鲁文化的丰厚积淀，又是童蒙教育和科举进士的重要基础。及至经历12年仕途宦海，恰恰又先在宏观的鲁文化区范县内，后到齐文化的腹心地区潍县，因此广义的齐鲁文化与郑板桥所生处的江淮区域的吴越徐楚文化，得以在其有限的生命中合汇交融，从而造就了他波折传奇、丰富多彩的艺术和政治人生。

　　齐鲁文化的博大渊源，以及潍县作为地方文化的中心典型，无论从传统正面的儒法文史还是文化艺术的华滋泽润，均给这位天赋灵性和以整个生命全身心不懈追求的践行者以突出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使其人生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观念与修养发生根本的转化，最终以卓绝的修养，站立在齐鲁文化的群峰之巅，以此为基础，树起了既存在而又超越客观历史环境的艺术旗帜。同时，由于郑板桥的艺术修养和其灵妙的艺术感触与广泛的吸纳，以及积极刻苦、求新求变的艺术创造力，又为原本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齐鲁文化涂上了绚烂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