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清代潍县昌盛的科举文化

　　人民网潍坊7月16日电 据潍坊新闻网报道 

　　光绪年间,有两名状元出在潍县,而且他们都住在西南关新巷子。一名是曹鸿勋,住新巷子道南；一名是王寿彭,住新巷子道北,两家南北相对。一条胡同出了两名状元,让人惊奇。

　　潍县为东莱首邑,北海名城,文风昌盛,科甲蝉联。清代,山东共出了六名状元,光绪年间,就有两名状元出在潍县,而且他们都住在西南关新巷子。一名是曹鸿勋,住新巷子道南；一名是王寿彭,住新巷子道北,两家南北相对。一条胡同出了两名状元,成为一时美谈,人们把这条小巷称为“状元胡同”。

　　曹鸿勋(1846—1910年),字仲铭,又字竹铭,号兰生。清道光二十六年旧历二月初三出生。父亲曹棠早亡,母子生活艰苦,他经常忍饥受饿到学塾读书。他的启蒙教师丁象庭,对这个贫而好学的弟子很关怀,常留他吃饭。因家贫,少年时代的曹鸿勋曾短期辍学,去干重修潍县东关围墙的土工,领取以工代赈的高粱、小米维持家庭生活,还曾到东关酆姓商家为其子弟伴读。因其聪颖刻苦,同治二年(1863年)十八岁时,县考名列第一,二十岁考中秀才,二十三岁补廪。二十岁那年,他为潍城东南角的文昌阁写了对联,潍县大金石家陈介祺看了,赏识他的文才字才,收他为义子,亲自辅导学业。翌年,又介绍翰林王之翰为其授业老师。因而学业大进,历经府、省科考,均名列前茅。光绪二年(1876年)赴京会试,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光绪五年,朝廷派他任湖南副考官,次年改任视学。他整顿了湖南的科举学风,开办了省书院,选优学习,增加了考中的人数,得到总署大臣徐国仪和协办大学士张立万的举荐,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入直上书房,特许他教贝勒载润读书。光绪十五年后,历任陕西省正考官,江南副考官,詹事府左、右赞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任云南迤东道、旋署粮储道。光绪二十七年任云南按察使,到职两月内,即把前任累年不结的重大案件清理了十余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提升贵州布政使,旋升陕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莅任后,奏请试办延长石油矿等,政绩卓著,他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始人。

　　王寿彭(1875—1929年),字眉轩,清光绪元年出生。少年时先随其兄读书,后从教西南关康姓塾师。17岁即考取秀才,后每次考试,常名列第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举人,光绪二十九年连捷进士,殿试一甲一名,高中状元,入翰林院,授修撰。

　　光绪三十一年,清廷预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王寿彭随其去日本考察政治、实业和教育,回国后写了“考察录”一本。不久,他被派赴武昌任湖北提学使,创办两湖(湘鄂)优级师范学堂,为两湖培养了大量师资,推动了两湖教育的发展。他还制订了预算制度和学款独立章程,使办学经费专款专用,在当时为全国首创。因政绩被朝廷赏识,曾一度命其署理湖北布政使,随即又兼代巡抚职务。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五年(1916年)黎元洪任大总统,王寿彭任总统府秘书。民国十四年(1925年),张宗昌任山东督办,慕王寿彭状元之名,约王到济南任山东教育厅长。他到职第二年,将山东省立农、工、矿、医、法、商六个专门学校,合并组建了“山东大学”,又增设文科,由他兼任校长,并亲笔书写了“山东大学”校牌。

　　在封建社会末期,不到三十年,一条长不足百米,宽不过五米的小胡同内连出两名状元,可谓科举史上的奇迹,也是极特殊的个例,似有偶然性；但纵观潍县科举文化发展的历史和几百年一直昌盛的学风,却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明代276年间,潍县有进士27人,举人23人,贡生149人；而至清代,267年间,潍县考取进士78人(其中有两名状元,20名翰林),举人296人,贡生351人。在几百年日益昌盛的科举文化大环境中,出几名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亦在情理之中。即如陈官俊、陈介祺父子,一个在嘉庆十三年戊辰科考取了二甲第二名进士,也就是总排名第五名；一个在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科考取了二甲第三名进士,即总排名第六名。他们虽未进入一甲(即前三名),却也是同榜进士中的佼佼者。

　　潍县科举蝉联,学风昌盛,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社会人文背景。潍县地处山东半岛中部,是东夷文化发祥地。自汉代起,儒学风行全国,潍县地接齐鲁,以正宗儒学为核心的齐鲁文化,时时刻刻都在浸润着潍县的文人学子以及平民百姓,崇尚文化,学以树人,尊儒重教,读书举业,代代相传,成为普遍的共识和社会风尚。概括说来有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一、来此主政的地方官吏对教育、学风的重视。汉末文学家、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任北海相时,曾大力兴办教育,他要求各乡设乡学(庠序),各村办学塾,奖掖后进学子。潍邑文风甲齐鲁,溯本求源,当首推孔融。明末潍县县令周亮工是全国闻名的文人学者,他在潍邑办学塾的同时,还从童生中选拔了16人加以重点培养,其中12人后来都考取了进士。清乾隆年间,进士出身的郑板桥任县令七载,关心民生,尤注重文化教育。他亲自勉励、资助贫寒书生韩梦周攻读,在潍县人心目中产生了深刻影响。韩后来成为进士、名宦、学者、名师,对促进潍县教育文化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此后,还有多位县令,亦是文化教育发展的倡导者、推动者。

　　二、书院教育及名师效应。潍县有麓台书院、思乐书院、潍阳书院,以及西涧草堂、程符精舍等规格较高,办学集中的院、校式教育场所。书院的课程特点和教育方式是,以理学家推崇的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注重理学家对经典内容的解释和意义的阐发。教师讲授与学生自学并重,学问道义与适应科举要求兼顾。在学习程序和攻读方法上,注重循序渐进,精读与博览相结合,使学生在增进知识的同时,也掌握了科举应试的要领。

　　麓台书院,明万历年间潍人刘应节创建。刘应节是明嘉靖二十二年进士,经义冠齐鲁,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刑部尚书,文武兼备,有雄才大略。为官政绩显著,军功赫然。万历四年(1576年)解职归里,主持并修建了麓台书院,亲自授课育徒十数年,培养了许多文才高士。思乐书院,乾隆六年(1741年)修建,址在学宫(文庙)东北之“敬一亭”东。该书院解决了生徒请业无所,师生不能相伴的问题,成为县学师生居游讲习之地。师生共处,指点切磋,互助互进,竞相发展,促进了学风的昌盛和学生学业的提高。

　　潍阳书院在县治南、大十字口西路北,共厅房、楼房29间,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县韩光德捐俸银三百两及士绅、盐商、铺户捐款建成的。主讲的名师有韩梦周、刘庄年、高守训、张昭潜、郭恩敷等人。他们学识宏富,人品高尚,治学严谨,教学质量高,受到全社会的仰慕和敬重,对潍县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也是在乾隆二十四年,在程符山修真观南,建成西涧草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建成程符精舍。这两处书院,因阎循观,韩梦周讲学其间而全省闻名。这两人开宗立派的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被誉为“山左二巨儒”。嘉庆初、韩梦周去世后,潍人建先贤祠,合祀韩梦周、阎循观二位理学大师。其后,在此讲学的是名师高守训。

　　总之,潍县各书院名师多,学风好,培养了大批人才,出了不少进士。

　　三、学塾名师也出高徒。清代中后期,民间学塾日益增多,求学读书的青少年也普遍增多,因有名师任教而培养出有用人才及考取功名者,不乏其人。如韩梦周也曾为塾师；再如嘉庆年间进士王延年,授山西长子县知县,以母病遽告归,侍亲不仕,在家设馆授徒,从学者室不能容,自己租屋以居。其所授生徒,有8人成为进士。王延年之子王之翰受父亲授,考为进士、翰林,也曾一度在家授徒,著名学者张昭潜是他的弟子；状元曹鸿勋二十岁考取秀才时,陈介祺曾举荐王之翰为其授课。

　　这些名家学者,甘愿在学塾中为平民子弟授业解惑,培育成才,体现了潍县文人尊儒重教的敬业精神和推助学风的高尚品格,是潍县人文资源的一大亮点。

　　四、名门望族注重子弟教育,也都捐资助学。科举成才成就了不少名门世家。潍城望族郭尚友家,他是明代进士,清代有进士郭梦龄、郭梦惠、郭熊飞等8人；举人有郭一琪等29人；秀才200多人。郭梦龄及其三个儿子、一个孙子都是进士,连续三代为官。

　　清中期大臣官至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陈官俊,曾是翰林,他的儿子陈介祺、堂侄陈介猷都是翰林,因而他们的故居老宅,被人们称作“翰林院”。

　　潍城西门里张氏有“一门四进士”之誉,即张翔及其侄张兆栋、张兆楷以及兆栋之子张僖都是进士。还有不少名门大户出现了祖孙进士,父子进士,叔侄进士,兄弟进士等科举盛况。

　　这些名门望族因科举致富成名后,都注重地方科举教育的发展,积极捐资修建书院、学塾校舍,资助贫寒子弟上学读书,受到社会人士的称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丁氏家族的丁毓庚遵从父亲丁善宝(恩赏举人,授内阁中书)的遗嘱,捐京钱二万缗发当生息,为本县文武童生入学时向学官教谕、训导处拜师送礼提供资助,解决了不少穷学生的困难。

　　五、“学而优则仕”思想的深刻影响。仕宦之家的后代,许多人受家教熏陶,读书求仕,成为科考成功者；平民百姓家,也盼望子孙能考取功名,作官显达,光宗耀祖,进入社会上层。曹鸿勋、王寿彭等就是这一类型,这是封建时代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必然现象。科举文化越昌盛,这种现象越明显。

　　对此,应当指出的是,封建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社会普遍认同的理念,也是文风昌盛的内在动因。读书可以积累知识,修养品德,开启智慧,增长才干,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兴办教育,倡振文风,其朴素的本质诉求,原非只为作官；在科举取士成为朝廷(国家)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重要制度后,在选才用人上打破了世袭和门阀的制约,开拓了平民百姓谋求政治发展的渠道,使各阶层涌现出大量饱读诗书的优秀人才；同时,也促进了了社会民众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这是历史的进步。

　　然而,当“学而优则仕”成为绝大多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时,“科举取士”本身就凝聚了厚重的功利欲望,由此而形成的学风昌盛及其对教育的目的和世人观念的影响,也就含有了诸多的消极因素。

　　潍县在封建时代科举文化的昌盛,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民心的需求,也是有作为的地方官吏、士绅名流和文人学者积极倡导培育的结果,为解放后学风文脉的延续,科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丰富的资源。时代变了,制度可以改变,观念可以更新,而教育的基本功能,学风昌振的积极影响,是不应改变和漠视的。正确地分析继承这一可贵的历史遗产,必将进一步促进潍坊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教育文化的发展,进而不断取得与时俱进的新成果。（谭先民 刘督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