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木板水印画

　　当我们走进新华书店图片部或文物店时，经常可以看到在名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先生等画幅前面，站着许多喜爱书画的人，在细心地欣赏浏览。那些内容丰富、色彩鲜明的引人的画幅，有的是画家们亲手创作的原作，也有的是精致的印刷品，其中尤以北京荣宝斋木板水印的复制品，最受观众赞赏。普通用铜版、石版等印刷的复制品，总使感到是印出来的；而木板水印的方法，却可以达到乱真的效果。

　　木板水印画在我国有优良的传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国木板水印画，从唐到明，是有过很体面的历史的”。关于我国木板水印画的发明，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前，在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两万多卷轴里，就有不少的刻制极为精致的雕板佛画。其中刊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扉画，刊于晋开运三年（公元947年）的《毗沙门天王图》，和在雷峰塔藏经砖中所发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的扉画，都是我国版画艺术遗产中早期的珍贵遗存。

　　木板水印画，随着宋、金、元各时代印刷事业的全面发展，逐步扩大了使用范围。又因着两宋时代社会上小农经济的普遍提高，当时的商业、手工业得到进一步的繁荣，从而兴起了平民文学。一时讲史小说、戏曲一类的书刊，都附有通俗的插图，木板水印画，从此更获得了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喜爱。当时中央、地方和私人书坊，刻书的风气盛行。以文人区四川眉山、产纸区福建建阳和汴京、杭州等地，形成了雕板的中心。各地出版的佛经、子史、小说、戏曲、算书、历书、药书，无不大量地采用插图。金代的雕板中心是平水（即山西临汾），在十二世纪时，出版了划时代的金藏；在我国黑水城故址发见《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等木板画，都足以代表这一时期雕板水印画的精工。

　　到了元代，建安虞氏刊行了上图下文本的《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等五种，以古朴简劲的刀锋，刊出了质实圆劲的线描。

　　明代的木板水印画，在前代稳固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扬。更因为当时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顾正谊、陈洪绶等，参与了绘制版画的行列，同富有实践经验的雕板名手，分工合作，各自发挥了艺术上的创造性，从而使木板水印画，又达到了新的繁荣。这时在构图和雕板的技法上，由宋元时代的大刀阔斧，一变而为婉丽细致。如当时出刊的《西厢记》、《青楼韵语》、《元曲选》、《水浒传》、《博古叶子》等，都是各具风格脍炙人口的作品。

　　十六世纪中叶时，金陵胡曰从又创出了“餖板”、“拱花”的方法，使木板画又走上了彩色套板的新路。胡氏制作的《十竹斋笺谱》、《画谱》，和后来的《芥子园画传》，树立了餖板、套印的典范，给以后的雕板年画奠定了基础。

　　清代画师王翚、王原祁、焦秉贞、门应兆等的《万寿盛典图》、《南巡盛典图》等巨制，虽然这些廊庙作品是迎合统治者的爱好，但每一部插图，多到好几百幅，每幅有千百人物，同时繁密地布置了配景，其中描写城阁、山河、社会风物和都市繁荣的景象，表达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般面貌。这时的民刻方面，也极发达。如《凌烟阁功臣图像》、《太平山水图画》、《隋唐演义》以及一些传奇插图，刀锋的缜密遒劲，也还能远接前代的衣钵。

　　自从明季中叶以来，木板水印画的支系——木板年画，也在逐步形成富有人民性的民族艺术的一种独立风格。木板年画的制作，开始是单纯用墨色或朱色刷印，随后便全面继承了胡曰从的“餖板”套色法，丰富了年画的色调。

　　但是，在十七世纪以后，随着西洋铅、石印刷术的输入，逐步衰微。清代虽然还出现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插图，但在刀刻技法上，并没有新的提高。直到1933年，鲁迅、郑振铎先生合刊了《北平笺谱》，木板水印才又重新引得人们的注意。

　　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拥有千百年现实主义创作基础的木板水印画，通过继承和发扬，已走向全面发展的道路。北京荣宝斋在木板水印画的技术上，有的地方已超过前人。他们刊印了历代画家和当代画家的作品，也摹印了古代敦煌壁画、漆器等图案纹样。工人们更发挥了智慧，用五十套板，二百印次板摹印了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卷》。不仅继承了我国木板水印的传统，而且出现了焕然一新的风貌。

　　　　　　　　　　　　　　　　　　　（载1959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