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建筑与雕刻

　　史前的建筑情形，在文献里，已有不少的记载。实际的居住状况，可以从周口店、沙锅堂与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等处的穴居遗迹中知道大概。进入奴隶社会后，建筑事业有了显著的进步。从河南安阳殷墟宫殿遗址的发现，可以证明封建社会初期的周代，城市宫殿和陵墓及一般居室的建筑制度，都已确立。遗物上如燕国下都、赵国邯郸等城址宫殿的遗迹和实物，均可用来印证。在六国长城的遗址，和狩猎纹鈁上的建筑图案技术，都足以说明当时的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时代，与十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代，已经知道利用天然的洞穴来做他们遮蔽风雨的住处。经过人工制造的窑洞，现在山西、河南、陕西黄土地带还可以随处看到，已是很成熟的建筑工程。这种窑洞的建筑方式，就应该源始于原始时代的洞穴的。周口店在北京附近京汉铁路上的琉璃河山区，山名龙骨山，属河北省，在这里发现了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居住的洞穴遗迹。在周口店的发掘中，又继续获见了十万年前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后来，人们已经能用集体的力量来完成巨石的建筑，在辽宁省金县亮甲店也还有“巨石建筑”的遗迹存在。随后更大量地利用集体力量来制作大型的居室和坟墓，在吉林省西团山发见的石棺，便是这时的遗物。

　　这时在我国最古的历史传说中，也有了有巢氏构木为巢的记载。虽然我们现在不能证明有巢氏是不是真有这一个人（当然没有这一个人），但那时代，却可证明是会用木材来建筑自己的居室了的。

　　古代都城宫室之制，记载于《周礼》一书。其叙殷之宫室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依据殷墟发掘及甲骨文字研究，殷代已有宫室、门庭、王庭、家庙等大小版筑土木工事存在。虽然不会像希腊的寺院和罗马的殿堂、水道建筑等那样伟大，但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卜辞中且有了囚字、狱字的出现，在殷墟也有了地牢的发见。

　　据遗迹的考证，在河南省安阳市西的殷墟中，已发现了建筑的遗迹。据近年在殷墟的发掘，发现了当时建筑的殿堂，殿基上有整齐排列的石卵柱础。当时的墙壁，是采用了版筑的方法，利用了夯锤打的土壁，非常坚实。在现在发掘出来的泥土和断壁上，还约略可看出当时打夯时遗留下来的层纹，证明当时的泥土，是用棍捣打过而又筑起来的。在柱础上面有小凸起，我们可以想到，在这样的有柱础排列的殿基上，当时一定是有柱木和屋顶的。可惜早已朽腐，或是已被毁掉，是多么样的可惜啊！当时的奴隶主，役使劳动人民，建筑了这样壮丽的殿堂，坐在里面发号施令，作威作福；而一般人民，却仍然住在横穴和竖穴里。所以同时在殷墟的遗址中，又有人住的穴和藏物的窖的发现。横穴大半是依了山崖作屏障，开一个长长的洞来居住；竖穴就是平地掘下去，上小下大，像一个浅的地井，上面再覆以盖顶，沿了梯层可以下去居住。

　　关于周代都城宫室之制，《周礼》上记载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乃一面开三门，所谓宫城十二门也。又说：“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即王宫之左为太庙，右为社稷，即今之北京尚存此风。除周王之宫室外，中、小奴隶主在公社――“田”、“邑”之上，又设置了庄园。在庄园内有领主的邸宅，有工奴的手工业工作场，已形成了大农庄的建筑。

　　总之，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在建筑方面，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专门技术的工匠，已开始分工合作。夏代的工匠，已经能制作木胎漆器，更描画了几何形的图纹。商代有六工，所谓六工，便是土、金、石、木、兽、草。土工执掌陶瓦之器，金工则冶铸铜器，石工制造石器和打制石材，木工制木器，兽工就是制革的皮匠，草工便是编织席类的工人。周代承接夏、商的文化艺术，制作之精，光辉灿烂，典礼之繁重完备，更有加无已。商之六工，到了这时又增为八材，就是珠、象、玉、石、木、金、革、羽。又驱使奴隶大建殿堂，在梁栋和柱子上，已经雕刻着精致的花纹。那时的建筑，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看到，但我们知道，在格式上，在实用上，在建造上，已经是完成了最高的形式，和现在的居室已是不相上下了。据古籍记载来看，那时的建筑，已经有阶有陛，有户有牖，并已开始大批地利用着陶制砖瓦。

　　战国时期的建筑，在战国狩猎壶的建筑物花纹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时已经有了重楼的建筑。从这狩猎壶的小小画片上，也可以看出那时也有了台基和门户，以及柱枋枓栱种种的建筑样式。通过人物在室内起居行动操作的情形，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建筑的内部。

　　在遗迹中，赵邯郸城遗址，在河北省邯郸西四公里，一般称为赵王城。城以土壁围绕，周围约计4200尺。城内土台很多，这就是汉朝人所说的“丛台”。台址自南至北，排成一列，其南第一台最大，当地人叫作“龙台”。又北壁与南壁的东端，各有2400尺的土壁，向东伸展，曲折形成东部。在这附郭内，也有土台。由城中向南数的第二台，曾发现当时的础石行列，其上筒瓦堆积甚多，就可以推见当时的屋顶，已用瓦覆。

　　燕下都遗址，在河北省易县东南，城东西长而南北狭。《水经注》称此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城内外土台甚多，其中以城北的老姥台为最大，而以城内东部的武阳台为最广。老姥台台基占地二十亩，高约二十四尺，中出筒瓦、板瓦与兽面瓦当甚多。完整的瓦长约三尺，瓦上的图案有蝉纹和雷纹。瓦当都作半圆形，面上的图案种类甚多。计出土所得砖瓦，以饕餮纹为最常见，更有兽面纹半瓦当、双鸟纹半瓦当、双龙纹半瓦当、蝉纹半瓦当、雷纹筒瓦、回纹蝉纹砖、山形纹砖等。

　　在河北邯郸的赵王城，曾发掘出奔鹿纹瓦当甚多。从燕下都的城壁与城门遗迹，以及老姥台遗迹中，也可以约略看出当时的建筑规模，从版筑的城壁遗迹，更可明瞭当时的建筑方法。

　　秦并六国，始称皇帝，建立统一帝国。修驰道，筑长城，建宫室，造陵墓。在建筑中最惊人的就是长城的修筑、阿房宫的建造和骊山陵寝的经营。

　　长城，在战国时代，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赵、燕、秦等国都在国境的北部，筑起了高大的城堡。这些城堡，是一段一段各不相连的。秦始皇为了抵御羌胡，把原有的城墙加以连结增筑，役使三十万人，经过二十年，建起了西到临洮，东北到辽东的万里长城。

　　自秦以后，北魏时动员了一百万人，北齐时动员了一百八十万人，隋朝又动员了一百万人，最后到明朝永乐时，才完成了现在的规模。城墙上每隔三十多丈有一座碉堡，在碉堡上再设置烽火台；又在许多险要的地方设置了关口，像嘉峪关、山海关、雁门关、平型关、居庸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都是有名的大关口。明以前为土长城，至明始用砖筑。它一般高三丈，宽一丈五到两丈，如果用筑长城的砖，改筑七尺高四尺宽的小城，它就可以绕地球转一个圈。长城不仅工程伟大，而且筑得非常坚固，几千年来，风吹雨打，到现在，除了有些地方人为地拆毁破坏外，大部分还很完整，根基仍然是很结实的。现在我们登到青龙桥八达岭的长城上去，群峰巍巍，天风振振，长城蜿蜒起伏地延伸下去，没入了暮云寒烟中，两面尽是黄沙漠漠的村落，和望不见边际的平原，使我们缅怀过去，兴起历史的遐思。

　　阿房宫的建筑是在陕西西安市的西北高原上。嬴政在咸阳南起造阿房宫，前殿可以坐万人，下可以逞五丈旗。当时建筑的宏庄奇丽、千门万落、玉薨雕檐、画栋飞椽之盛，还可以在《阿房宫赋》中想象出来。当时的繁华，现在是只剩了一抔荒丘来供我们凭吊了。

　　骊山的陵寝，就是秦始皇陵，在陕西的临潼县，骊山之麓，约在西安城东五十里。是当时秦嬴政命大臣李斯领了七十多万隶徒修建的方形陵墓。高约一百尺，每面广一千多尺，这是可以和埃及王朝的金字塔比胜的。

　　其它在咸阳的北坂上，每征服一个国家，就将他们国里的宫室拆毁，然后再辇到咸阳的北坂上，重新照旧建筑起来。正如史书所记：“南临渭水，自雁门以东到泾渭，殿宇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之。”更迁徙了十数万大户，居住到那里。宫殿建筑的豪华和堂柱雕刻的精彩，就只有我们在书中去领略了。

　　又在四川的灌县，秦蜀守李冰开凿都江堰，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在四川西部灌县，分成了外江和内江两条支流。二千多年前，李冰父子想尽办法，造成此堰。是用竹笼装了石块做成的，十分坚实耐久。而且在外江口建了杩槎当水闸，控制水量，使四川无水旱灾害，成了天府之国。灌县有二郎庙，就是纪念李冰父子的。

　　西汉建国以后，对于陵寝和宫殿的经营，也是不遗余力的。武帝刘彻时，建筑更是兴盛。东汉明帝刘庄以后的佛教活动，对我国建筑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可惜这个时代的建筑遗物，木构已不可见，但是用砖石建造的寝陵坟墓，以及其附属的祠阙、明器和绘画石刻等，今日还保存下来了许多。从这些遗物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建筑的样式和技巧，知道楼阁的建造，斗拱的结构，都已开始发达，至于石造发券的方面，也已广泛地应用了。在陕西西安，我们可以看到汉未央宫的遗址；在西安西北，又可以看见惠帝刘盈五年建筑的汉长安城。城周围六十五里，因地形不规则，南面城墙曲折像南斗，北面城墙曲折像北斗，所以又叫斗城。

　　在河北省邯郸县西北二公里，有汉代的温明殿遗址，是汉赵王如意建，汉光武帝刘秀曾住此殿。在这里发掘时，曾发现了长约三百尺的屈曲回廊基址，和直径约二尺的础石，在回廊的基础上，覆积了许多瓦当和瓦片。此外汉文帝的渭陵，在陕西临潼；汉武帝的茂陵，在陕西兴平，都是巨大的建筑工程。
而在汉代建筑中，最富于艺术形式和建筑典型的，就是祠阙。太室石阙是最老的一个，在中岳庙南，后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建。阙身上雕刻着几何形纹，又有龙、凤、牛、虎、人物、车马纹饰。是汉代太室山祠前面神道上竖立的阙门，左右两阙，相去约二十尺。少室石阙在登封城西少室山东侧，后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左右建，是少室庙前神道的石阙门。阙身雕人物、鹿、兔、龙、马、麟、凤、象、鹤、羊等纹饰。启母石阙在登封城东南，是后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颖川太守朱宠等建造的。上面刻有人物及几何形纹。这就是在建筑史上有名的河南登封三阙。此外，在四川渠县赵家坪，建有汉冯焕墓，墓前有石阙，现在仅存东阙。东阙也仅余阙身及顶，子阙已经倒圮了。在正面的铭记下，只镌有饕餮纹，在斗拱间，雕饰甚少，在斗拱下，刻几何纹样一列，简洁精妙。冯焕是后汉中叶时人，官至通州刺史，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死在任所。他的归葬宕渠，营造此阙，当在延光、永建间。四川渠县燕家场，有汉交趾都尉沈府君石阙，东西二阙，中间相距二十一公尺还多，都没有子阙，但是我们细看阙身外侧，石面较粗，并有榫眼一处，疑原有子阙，或者是有围墙一类相连属的东西。阙身正面，上刻雕朱雀等四神，中勒铭记，下琢饕餮纹。阙顶下浮雕斗拱一列，其间人物姿态十分秀逸，线条也十分生动，是汉画像石雕的代表作，所刻的面目，是跃然如见的。铭刻是以下的这些字：“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根据形制和雕饰来看，似与冯焕阙的建筑年代约略同时。在西康的雅安，有益州太守高颐墓石阙，系建安廿四年所造，刻有车马龙虎人物。在四川省夹江，有汉杨公石阙，也大半是同时代的东西。

　　此外还有会稽东部都尉路君之墓阙，系永平八年所造，刻有执杖之人物。山东黄县南武阳功曹之墓阙，系章和元年所造，刻有伏羲、女娲、四神、奏乐、演戏等图像。四川新都县北之兖州刺史洛阳令王涣之墓阙，系元兴元年所造，刻有神人、车马、龙鱼、狮子、重屋等图像。四川梓潼县沛相范君之墓阙亦刻有车马人物。

　　崖墓也是汉代的有名建筑。一处是在四川省乐山县的白崖山。这处汉墓的建筑，约当汉末（公元220年）前后。四川省因为山地多，所以凿山崖作墓穴，是最经济的方法。在汉代这种崖墓的制作应用的很普遍。白崖的墓，是顶大的一个。前面一大间，是前堂，堂后开二墓道，深约五六十尺，是埋葬的地方，堂中的画面，有椽瓦装饰的模写雕刻，从这些模型上，也可以看出汉代建筑的木构的做法。在四川彭山县寮子山也发现了一处崖墓。墓是东南向，在墓道左侧凿龛二处，右侧一处，其尽头在东北隅辟墓室，室与墓道相接处，有两条独立柱。一是矩形柱，刻人龙各一，上雕栌斗及拱；一是八角柱，栌斗上旋曲形拱，拱之平面，直角相交，尚是初见。根据雕刻式样来推测，是后汉的建筑。又四川省彭山县王家垞的石场后的断崖上，又发见汉墓一处。门上雕刻     二层，下层刻二羊相向，中蹲一童。上层刻硕大之曲形拱一具。门内墓道尽处左侧，辟墓室一间，室与墓道毗连处，琢八角柱一，上镌四板栌斗及曲形拱。室内东南侧壁面上，凿龛一灶二；西南侧就崖石凿双石椁，内庋瓦棺，现瓦棺及椁盖均已破坏。墓无铭刻，依斗拱雕饰图纹等来看，断为东汉时物。

　　汉朝除了在四川等多山的地带建造许多崖墓以外，一般在平原已广泛地应用着砖墓。一九五四年，就在北京附近发掘了汉墓两处。一墓是在北京朝阳门外十五里的东郊高碑店村南三里的地方。开始是在高岗上发现了第一号汉墓，后又试掘东部，才又发现了第二号汉墓。这两墓都是早期被人盗掘过，仅剩了残余的墓室和半破坏的羡门，人骨散乱，还有火烧的痕迹。墓身完全是用砖筑成，墓壁砖的建筑，是两横一竖，或者是一横一竖地排列。其中发掘的明器，有楼阁、鸡犬、灶、铜镜、莽货、五铢泉、笼状陶器等。从这些明器来看，比较其它的汉墓，就知道建筑的年代可断定为后汉。一墓是在北京清河镇朱房村，因着砖厂挖土，露出了残破的墓室上顶，沿着墓室顶开掘，结果发见前、中、主三室和左右两侧室。全墓长一七?八公尺，加上九?八公尺的墓道，是二七?六公尺，规模是相当大的。也是早期被人破坏，内存有人骨二具，殉葬器乱放其中。所得到的明器，有以下这些：木胎彩画的漆奁、漆盘，涂朱圆陶案、方陶案，陶勺陶碗，陶井，陶瓮，陶井砖，陶楼，陶壶，陶狗，陶舞人，陶罐，陶井圈（直径二尺余），陶棺（长四尺宽一尺余），陶瓶，陶尊，陶垒，陶灶，陶圈，陶猪，陶磨，陶洗，陶鸭，陶蒸，陶俑等等。又有铜刀，铜镜，银钏，琉璃器等。这也是汉墓，或较东郊为早。而殉葬的东西，已非常复杂，从此可以窥见汉人意识及汉代社会生活之一斑。

　　汉代石墓有辽宁辽阳北园汉墓，是东汉时造。墓是用石砌成的，通长约二十三尺，宽约二十尺。壁画彩色艳泽，是国内最古最完整的彩色壁画。画面是二层楼阁，顶上有凤凰及旗帜，与汉赋所述“旗容”的规制相似。

　　这时在大事修建砖石的墓坟以外，同时也建造了庄丽的享殿祠堂，最著名的孝堂山祠和武氏祠，都是汉　　代建造的。孝堂山石室是在山东省肥城县孝里镇（今属长清县），山巅有石室一座，南向高六尺余，长六尺，宽四尺。石室正面以八角柱分为二间，上覆单檐挑山顶，镌檐椽瓦垄排山正脊与汉阙所示相类。内壁及枋额镂刻人物车骑甚精丽，此石室是汉民祠墓的唯一孤例。依据诸书所载，或称孝子郭巨墓祠，或说是郭巨葬母处，到现在还没有定论。有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的游客铭记：

　　“平原湿阳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来过此堂叩头谢贤明。”

　　我们据此铭记年代推测，祠室当建于后汉中叶以前。石刻共有十壁，刻画全是阴文，劲遒生动，朴拙有力，与他石阳刻不同。刻画的内容，多半是神仙怪兽和车马仪容及历史故事。如所刻胡人赴战，图内有大王车，驾四马，衡上立凤凰，一鼓吹车前导，内坐四人吹排箫，前立一人执缰，舆上有盖，盖上立二人击鼓，鼓支于车桯，两角悬铃，鼓上复有顶。大王车之后，数车随之，各驾二马，车前荷戈骑导者二人，荷戈带剑而步导者二人，骑者具鞍镫。余地杂以纷纷的鸟兽。又一石上刻日月星之象，周围缀以星斗，刻以嫦娥奔月、后弈射日神话故事。一石刻日中有赤鸟，日旁坐一织女，众星环之。石室全部，自宋以来，护以瓦屋，不受风雨剥蚀，故在汉墓祠中独能保存完整。唯内塑郭巨像，并增建之像座及石香案等，则似后之好事者添造上去的。

　　武氏石室是在山东省嘉祥县城南十里。祠前有石阙，阙上有记。谓有武斑者，卒于纪元后145年，乃商王武丁之后。旁有三墓分立，墓前立方石阙二，字皆可辨认，其一刻云：

　　“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余、景星、开明，使石工孟孚、李弟卯造此阙，值钱十五方，孙宗作师子，值四万。”

　　在碣文中所记载的狮子，现在已经失没。建筑规模极大，内有石室四处，分属于武梁、武茱、武斑、武开明四人。四室的刻画，都是所谓阳刻的浮雕。武氏是顺帝、桓帝时任城的名族。四室之中的雕刻，以武梁、武荣二室最为精彩。最代表的画面，有以下这些。一小碣刻画分三层，每层各示一事，都不相连属。上层刻一御车的勇士，正在用车盖掩饰着他受伤仰卧在地上的主人，在车盖前有持弓的敌人，又二从者持笏后随。第二层是表现荆轲刺秦的故事，图中铜柱上贯匕首，荆轲怒发上指，一侍臣双手抱荆轲之腰，秦王手持玉玺，却走惊顾，旁有卫士持盾持戈前上。柱下有盛人首之匣，匣前惊恐伏地者当为荆轲之副使秦舞阳。结构紧严密栗，主题详明，精神贯注，以整肃的线纹，表现的活跃如生，是制作的可贵和成功处。第三层刻伏羲女娲像，手执规矩，左右二侍者皆生翼，下承以云气。全图结构富于荒古的洪濛风趣。石之最下层，就又附以波纹的描线。其他有刻秦始皇泗水神鼎图故事。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没泗渊。秦始皇时，鼎见于斯水，秦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后得其一，系而行之，未出，龙齿啮断其系，鼎复坠水中，自是不复见。又一图表现穆王见西王母图，图分三层，上层西王母冠武梁冠，坐崇楼中，楼上雕栏镂柱，左右侍者数人，各持杯、镜、盥、排等，檐上飞鸟翔集，一侍者持弓欲射。二层穆王坐楼下帐幕中，身形魁梧奇伟，平顶珠冠，左右侍者或持扇或执笏拱立。下层有车骑数事。一车在左，题曰“君车”，车前持扇、杖者二人前导，荷戈而骑导者二人。又二车在前驱，前题曰“门下游徼”，后题曰“门下功曹”。在图之右上角，植合欢树，交枝连理，树下停穆王脱骖之车，旁有猎犬二，树顶枝叶繁茂，众鸟翔集。一图刻东王父、西王母会见之景，图面约占此石的四分之三。东王公坐中央，左右肩生翼，和刻在汉代铜镜上的酷似。西王母冠武梁冠，端坐于翼肩蛇身的侍者群中。云中车马皆生双翼，左右回旋之云气，亦作鸟喙形象。离奇变幻，想依东方朔《神异经》所写：

　　“昆仑之上，有大鸟焉，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

　　武氏祠在1787年时，已由好古家集资建屋保管了。

　　汉代的建筑，在雕刻方面，是有极大收获。一是阴纹的描画，可拿孝堂山祠作为代表，一是突起的浮雕，可拿武氏祠作为代表。但无论阴线浮雕，在画面上构图密整，宾主配合得当，是已达到了相当的成就的，是完成了汉代的最高的艺术形式的。

　　其他汉代石室，还有两城山、任城、贞王安祠堂等处，建筑和刻画的宏丽、楼台的琦玮、人物的衣容，也都是汉代的杰构。此外近年发掘汉墓所得到的明器中，有绿釉陶瓦楼，银釉陶楼，彩画瓦楼，以及一切不同形式的重屋、瓦门、瓦厕、瓦仓、瓦当、画像砖、井栏等等，都可窥见汉代的建筑方式和发展的顺序。这是仅就汉代遗留到现在的遗迹来说，其余留在书本记载中的，还有许多大规模的宫殿建筑，如武帝时的柏梁台，明帝时的许昌宫、洛阳宫，献帝时曹操造的铜雀台，都是结构复杂富丽豪华的建筑。

　　魏晋南北朝（公元265――589）是一个战争混乱的时代，一方面社会经济受到极大地破坏，一方面文化上由于民族的接触频繁，内容日渐丰富。佛教艺术与秦汉建筑的传统方法相融合，具体表现于建筑雕饰之中的遗物，以佛教建筑为主，如石窟、佛塔等，都是受印度、波斯影响后，新兴的建筑形式。在建筑手法上，也都受有外来的影响。这可以说是魏晋时代建筑的特征。在建筑雕刻方面，云冈、龙门、天龙山等处，便是这时代的代表。

　　云冈石窟， 在山西省大同武周山北岸石崖上，北魏时（公元五世纪）北魏文成帝拓拔濬时代开始凿造。石窟五所，名曰灵严，成于和平三年。今共有大窟十九，小窟无数。西部五大洞较早，中部及东部较晚。这些石窟的内部，满雕有大小佛像、飞天、殿堂、寺塔等形式。佛像与印度形式不太相同，或系据当时传闻的印度制度的样式，模仿所造成者。在建筑上可以看出当时是多用人字形斗拱及八角形柱的。四周的墙壁和券门、天花板上也有壮丽丰富的浮雕装饰。其中最大的一窟，东西广约七十余尺，南北约六七尺；最大的佛像，高近六丈。这是与印度的石窟可以比美的。

　　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南约四十里，北魏以后陆续造成。北魏迁都洛阳后，又仿照云冈石窟开凿于伊阕山。周览北魏及隋唐所雕凿的这许多窟，都是非常精丽，其内唐代开凿的最为多数。最大的是奉先寺大卢舍那佛。较大的石窟，共有二十余所，小窟是没有数的。这时雕像的特征，是细腰秀颈，衣褶是并行线的描法。柱有作人形者，作合掌之菩萨状。人形柱，肈源于希腊，多见于犍陀罗，龙门所见，乃由犍陀罗传入者。他如券面雕刻之纤细，实足令人惊叹，因其石质乃致密之石灰岩也，如云冈之砂岩，就不能如是。世上所谓“龙门十二品”，就是在龙门的古阳洞中。

　　天龙山石窟，在山西太原西南的天龙山，是北齐（公元六世纪末）时刻。左右两山之半腹，面于东南，各有一群石窟。太原是东魏将高欢的居城，其子高洋，建北齐而都邺，其后复营太原别都，为山西文化中心。北齐官制，甄官置领有石窟丞，天龙山的石窟，大概就是他们督造的。虽然北齐时代开凿，而隋唐二世，也有递加。窟在悬崖上，石窟是方形，有火焰形拱门。前面是双柱廊，廊柱是八角形，下大上小，下更有莲瓣式的柱础。上为大斗，斗上更横枋，枋上再施一斗三升，斗拱是人字驼峰式。廊左端凿碑一通，文字已经漫灭，当是北齐时所建。门左右有浮雕的武士像各一，表现方法也颇为浑古。这时的制作，已较云冈、龙门为更精美，石窟造像的制作，也可以说至齐时它的隆盛已达到顶点。这时除制作大像外，又有两面四面六面八面石幢像制作的盛行。卢舍那像、观音像、弥勒像、释迦如来像，都频频造出。形成了佛教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天龙山石雕，较之云冈、龙门，虽渐失豪宕之气魄，但细部手法纤巧处，并不多让。

　　鸿庆寺石窟，在河南省渑池县鸿庆寺西面。有石窟四所，其中北端的一窟，规模比较大。中间琢方形支提柱，周壁遍雕佛经故事。壁面又刻有城门楼观的形象，楼上并施有鸱尾及人字形的驼峰，藉此也可看出当时木构建筑形式的。这是北魏末期或东魏所制作的。

　　响堂山石窟分南北二所，南响堂山属河北磁县西方四十五里的彭城镇，北响堂山属河南武安县之义井里，北山在南山西北三十五里。此处有一群北齐时代的石窟，北山七洞，南山七洞，建筑部分都很富印度的风格。

　　麦积山石窟在甘肃天水东南九十里，大致开始建于后秦姚兴时期（公元934年），有窟一百五十七个。其第五窟的观音菩萨，系北周时代所建，明代重修。第一三三窟第七号着色弥勒石刻造像佛传碑，是西魏时建造的，该窟的泥塑飞天，在泥塑中是罕见的。

　　小积石山炳灵寺石窟，在甘肃永靖县西北黄河北岸。有北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造窟的正式题记。自北魏到明清，经过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变动和风沙烈日的侵蚀，目前还保有壁画和雕像的龛窟炳灵寺共一百二十四个。它的第五十一龛，有盛唐石刻的提瓶观音；第三窟，有唐代的一座石刻建筑，结构完美，从它的柱、枋、斗拱、椽檐、屋瓦、台基等组合中，可以看到一千二百年前的建筑形式和结构。

　　规模最大的要数敦煌石窟，石窟在甘肃敦煌县西南，从北魏（公元四世纪）以后陆续开凿。现存其中有壁画的有四六九窟，计魏窟二十二窟，隋窟九十六窟，唐窟二百零二窟，五代三十一窟，宋九十六窟，西夏四窟，元九窟，清四窟，时代不容易判明者五窟。位置是在敦煌城东南四十里的鸣沙山。山东端有断崖，南北长一千六百一十八公尺，最高的窟有高达三十六公尺的，又有长十七公尺的。据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谈，千佛洞的全部壁画面积，用高五公尺的画来计算，约计共有二万五千余公尺。鸣沙山因为石质的关系，不能雕像，所以又在这画满了壁画的许多洞里，完成了二千四百一十个泥塑像。洞窟规模和工程的宏伟，就可想而知了。

　　千佛洞开凿的年代，说者不一。根据现存的圣历二年（公元698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碑，说是前秦符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当时沙门乐尊在山上造窟一龛，时称莫高窟。自此以后，历代都有造作。到赵元昊进攻瓜、沙、肃三州，敦煌洞窟才封闭起来，僧徒也就四散。一直到道光初年，千佛洞的下寺住了道士，其后湖北麻城人王圆簶道士，看到流沙塞洞，发愿疏通，当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00年）五月廿六日，用流水疏通下寺房边一个大洞的时候，积土冲破了洞壁，就在这甬路的复道上，发见了壁画和其中珍藏的古物。从此以后，经过文化间谍英人斯坦因的几次盗取和法人希伯和、美人瓦尔纳的追踪窃取破坏后，清朝的统治者才听到消息，并且也渐渐知道古物在文化艺术上的重要了。

　　梁思成先生说：“敦煌壁画，没有个别画师的署名??????找不出强调个人、脱离群众、以描写文人胸襟为主的山水画。在敦煌窟壁上，劳动的画师们，都是熟悉人民的生活的、大众化的艺术家。??????千佛洞的壁画，不唯是伟大的艺术遗产，而且是中国文化中一份无比珍贵、无比丰富的资料宝藏。”在生活绘画、建筑方面，我们看到北魏至宋元一千年间的生活习惯，如舟车、农作、服装、乐舞等等，也可以看到绘画中和装饰图案中的传统，如布局、取材、线条、设色等等的作风和演变。又建筑的类型、布局、结构、雕饰、彩画方面，也都可由敦煌石窟取得无量的珍贵资料。

　　在敦煌千佛洞，有许多关于古代建筑方面的材料，供我们参考。例如院、殿、堂、塔、楼阁廊檐、斗拱柱础等，它的建筑方式和特殊方法，都给予我们明白的指示。敦煌四百余窟室，差不多窟外都曾有木构的檐廊。现存者虽寥寥无几，但由每个窟门崖上的洞看来，很可以想见当时每窟一檐廊，而以悬空的阁道相连属的盛况。由仅存的唐末五代宋初的几处窟檐上，我们看见了首架结构之灵活运用。在峭壁上的窟檐以窟为“殿身”，窟檐倚着座壁，如腰檐的做法。窟檐仅有一列檐柱，柱上的梁尾，则插到崖石里去。屋顶则倚在崖边成“一面坡”顶。窟口外峭壁上必须另修台基，故凿崖为平台，檐柱就立在、卧在崖石的地袱上。由崖壁更出挑梁以承阁道，在高处联系着窟与窟间的交通。我们知道由印度到中原的一切佛窟，廊檐都是就檐雕出，而敦煌的窟檐，则全部木构，安插在石崖上。也就是因为鸣沙山的石质，是含有卵石的水成岩，松软之中，夹杂着坚硬的卵石，不宜于雕刻，所以窟檐也必须木构。由窟檐的实例上，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传统的木构骨架的保持，另一方面却看见了极为罕贵的细节的运用，尤其是斗拱的特殊手法。

　　更为难得的是当时的彩画作品，使我们了解了中国绘画史上一代代的内容、手法、结构、赋色以及传统的沿变面貌。在敦煌壁画中，也有与佛教无关的题材的描绘。如西王母东王父的故事、狩猎的故事，以及纯中国风的楼阁等。印度佛经由龟兹转译到中土以后，在佛教雕塑方面，加浓了健陀罗的艺术形式，但在壁画上所表现的供养人和现实的陪衬，则很少有佛教艺术的影响。例如《萨捶太子舍身饲虎图》，就是一个阴森的佛教故事，在画面上罗列了十四个阶段，除人物描写外，山水树石依然保存了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上所说的“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的中？作风。又如《五百强盗图》，虽然是神话，却也是以中国现实的衣着面貌描写着的。画于晚唐的《张议潮出行图》，更是综合地表现了唐代风俗习惯以及装饰、绘画、音乐、竞技等的真实面貌，手法、结构、色彩等几乎就看不到外来艺术的影响了。伟大的作家们，从人的性格面貌，以及结构、色彩中，都充分把握了中国的艺术传统的独特风格，并且使之具体化、写实主义化、内容大众化，从而融混了外来作风。在造型方面，更加生动，完成了中国壁画的典型风格。

　　此外在山东的青州城南约十里的云门山，在南京的栖霞山，在河南巩县的净土寺，也都有石窟，大抵都是隋前和隋代的建制。总之，从北魏到明清，建造石窟前后经历了约一千余年，研究各代石窟寺艺术，对于帮助我们认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有很大的价值。这些雕塑和绘画，虽然在主题上多是宗教的，它却全面接触到当时无数可敬的人民艺术的作者如何在佛教故事中加进他们自己所热爱的民间风格。今天，人民时代的新艺术，是值得从这些 丰富宝贵的遗产中好好学习的。

　　这时除了大力开凿石窟以外，陵墓和石柱寺塔的修建，也不遗余力。遗留到现在的遗迹，可以记述的有梁陵、神通寺塔、义慈东石柱等。


　　桥梁在中国文献上，秦汉以前就有了记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通的需要，桥梁工程不断地在演进，形成了土木建筑工程中重要的一环。从工程材料上来讲，有木桥、竹索桥、铁索桥、木石混合桥等。至于外观形式，更是多不胜举。如四川灌县珠浦桥，在县治西北9里的岷江上，也叫安澜桥，东西岸各建楼一座，江中建石墩一处，木架八处，共长三百三十余公尺。墩与架上悬竹索十根，两端绕于楼下横梁上，梁之两端，压以石条，上再建将军柱二列，夹峙左右，其上建？累石，使与楼之重量平衡。桥两侧之栏，则自将军柱拖竹索数根，上铺以木板，板下贯横木一条，兜于桥边竹索下，以资联络，构造的奇伟，不可言喻。其他如？？雅安之泸定桥，湖南新宁之江口桥，云南鸡足山的铁索桥，河北宛平的卢沟桥，江苏吴县的拱门桥，四川青衣江上的浮水桥，江苏扬州瘦西湖上的五亭桥，北京颐和园的绣漪桥（有极高的拱券）等。又宋朝藏洪在江西浮望县架的铁柱桥。福建泉州的洛阳桥，是宋朝蔡襄造的，离现在已有九百多年。这桥是石板桥，有四十七孔，共三百六十五丈七尺长，一丈五尺宽。据说这桥所用的石板，有的宽有二百吨重，由此可见古代工程的伟大了。卢沟桥在河北宛平县的永定河上，古代时候是浮桥，到金代改成了石桥，清代康熙年间，石桥被大水冲毁，才改建成现在的桥。长三十六丈，共十一个孔，桥上两旁排满了石栏杆，每根石柱子顶上，都雕刻着石狮子。这些石狮，每一个的样子各不相同，其中大的共有二百八十五个，其他小的，有的被踩在脚下，有的爬在大狮子腿上，有的藏在大狮子怀里，有的还在吃奶，数目很多，是无法数清的。这些都是因地而设的典型桥梁建筑，是我们劳动先民伟大的智慧创造。

                                                     　　　　　　　　　　　　　　　　　　　　　　　（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