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托旷怀 --记恩师郭味蕖 

范曾

　　1960年我初识郭味蕖先生于北京，为的是请教郭先生有关悲鸿先生的生平。时先生正为扩建徐悲鸿纪念馆事，授命奔忙。彼时郭味蕖五十岁上下，略有白发，体格魁伟，气宇轩昂，而谦恭温良有世家子弟风，言谈娓娓，不作慷慨激扬态。其学养之博雅，令人肃然起敬，不信今时无古贤。

　　又隔一年，郭味蕖先生调中央美院，正教我班写意花鸟。有一次上课，他称赞我下笔颇见功力，名师的一句勖勉，直使我感激至今。旋又与某先生率我班同学赴敦煌写生，当时的学校气氛为极左思潮所控，使负笈敦煌一事，留下不少心灵上的创伤，尤其有一次于华山苍龙岭写生，我与郭先生安坐静写，不知日之既下。于是晚上的生活会显出了一些活跃，矛头指向我，以为个人主义使我不听指挥而掉队，指桑骂槐，兼及于郭先生。某先生批判亦颇申申其詈，记得有"卑鄙的个人主义"一词不假思索地顺口而出。其实某先生学会新名词立刻乱用已成习惯，一贯的积极上进使其过犹不及，今天想来是可以原谅的。郭味蕖先生默不发言，因为和我是同犯，会后，先生微笑而已。我则愤愤，憨厚的党支部书记黄铸夫先生则劝我不要生气。当时住宿颇挤，二黄同炕，某先生时常自豪地说："我就睡在党的身边"。这大体上是文革之前若干年的政治气候。在这种气候之下，又要教好学生，使之不走“白专”道路，教授们实在力所不及。在风云中立定精神的郭味蕖先生，唯一的选择是用刻苦自励的态度，言传身教。他的速写，三维精审，远近了然，而用笔如锥画沙，虽铅笔线条亦如曲铁钩银。偶用毛笔速写，则淋漓酣畅，熟中见生。每天晚上，大家都聚在郭味蕖先生小室中，看他一天所写数十幅画，精力弥满，令人叹服。郭味蕖先生有教无类，一一讲评，鼓励多于批评。而其所指缺点，一针见血。对我们青年的震撼力，在于郭先生讲话言简而意赅，一句废话没有，不犹豫、不敷衍，君子之风，于此益见。

　　越明年，我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写的中国画家丛书中的《徐悲鸿》出版。送给郭味蕖先生一册，郭味蕖先生显出了真诚的高兴，从他抚摸书面姿态中，我看出大师的风范。其实当时我的水平有限，由此之后，我对郭先生的尊重转化为敬爱。

　　他是一个值得敬爱的大师，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是这个结论的最好诠释。一九六二年后，和先生往还殊少，而其慈容却时时忆及。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魔焰魅火，开始灼烧神州大地了，其时我早毕业，在劫难逃，被打为现行反革命。而我美院的老师们则无一例外地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其中郭味蕖先生的命运最为惨烈悲凉，无知而暴虐的造反派诬陷其为恶霸地主，鞭笞棒槌无所不用其极。不久借林彪疏散之令，将味蕖先生迁返回乡。闾里朴厚，境遇尚可，然先生内心悲凉可知，不久罹病，含冤抑郁而殁。我深知先生隐忍的能力，据后来有人向我描述，先生步履维艰，鬓髯散疏，然则平静安祥，视痛苦若身外。我相信，他离开人间的时候，无怨无悔，对得起上苍人寰。以他伟大的人格，他只是远离了污秽，趋近了清明。他的一生皓洁无暇，著述丰赡，而他的画图真正把美丽带给人间。

　　真正的大师是毋庸置疑的存在，对于他们的画，分析几乎是多余的事。禅家有偈云："说个佛字，拖泥带水，说个禅字，满面羞惭"。言说于事物本体之作用大体如此。而大师本人，则往往要忍受平庸的赞誉，因为画坛作手不多，而啰嗦则日甚一日，这些评述言不及义，浪费读者时间是必然的。

　　我对敬爱的郭味蕖先生的艺术永远取仰视的角度，读他的文，深文隐蔚，睿智隽永，然而语言质实、不假华藻；读他的画，以大观小，天籁爽发，看似平易近人的书画，却使人"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那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至高至深的境界。而总言之，可引用杜甫赞太白的两句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比附，这就是郭味蕖先生所有创作（包括文章与绘画）的鲜明特色。作文之大病，莫过于以艰深而文浅陋，上尾叠足，不胜重复赘繁，这种故弄玄虚，是郭味蕖先生深以为垢病的。这在他年轻时的著述《郑板桥评传》和壮岁时的《花鸟画溯源》、《明遗民画家八大山人》、《知鱼堂书画录》诸名著中都可看到郭先生立论清新，语言简朴的特质。而其《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更为稽考翔实之杰构，黄宾虹赞其"抗心贤哲，度越寻常"非虚誉也。他的画，无疑是当代小写意花鸟画的峰颠之代表，和王雪涛先生不同处是，雪涛俏劲绚烂，而先生则俊逸清脱。两峰并峻，同为当代小写意花鸟画之大师，与大写意花鸟界之李苦禅、潘天寿并称当代花鸟界之四杰。我曾在《大哉，雪涛》一文中将这四位杰出的代表人物，用刘勰《文心雕龙》中句，称之为藻耀而高翔的文章之鸣凤。

　　先生善用双钩与大写结合，他的线条节节抟搏而前，内力充盈，疏宕奇幻，自成独立不倚的门户。凡天才皆具神圣之自尊，郭味蕖先生晚年作品自比青藤、白阳，将文与可、苏子瞻、李息斋、吴仲圭视为异代知已，正是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写照。

　　先生的人品不苟且曲附，沉默被先生视为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在极左淫威披于国中的时候，郭味蕖先生所遭受的身心摧残，不是沉默可以解决的。他的死是无声的呐喊，无异将四人帮推向了历史的审判台。至今我们记得郭味蕖先生那高洁的形象，他代表着民族优秀的人格传统。

　　记得一九六二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时，因了郭沫若先生为我的《文姬归汉》一作题长诗，引发了一场无由的风暴。某公大发雷霆，真不知怒从何来。而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并不持与某公同样的态度，蒋兆和先生、刘凌沧先生都表现出长者的垂爱。而最令我感动的是此时郭味蕖先生赠我一幅大画，画中之竹挺拔凌云，题云"画工何事好离奇，一竿掀天去不知，欲使循循墙下立，拂云擎日待何时"。这是郑燮的题画诗，我深知先生的良苦用心，这其间的和厚悱恻之情，绝对是中国士人寄意深邃的期待，我自信在四十多年后，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辜负恩师的一片至诚至真之心。

　　　　　　　　　　　　　　　　　　　　　　　　　　　　　　二00五年十一月二日于抱冲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