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郭味蕖
文/郭玫孮

都门春色入毫楮

　　从一九五零年八月我出生随父亲来到北京，到一九六八年八月我离开北京赴内蒙古插队，整整十八年。这十八年中，我有幸与父亲朝夕生活在一起。这十八年，也是父亲在京华生活的几乎全部日子。对于父亲的艺术事业来讲，这十八年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最有活力、最富成果的艺术盛期。

　　我到现在还坚持认为，我身上的艺术细胞都是在这一段催化的。以至于多年之后，三哥怡孮谈起此事时，还特意强调：“玫琮比我晚生了十年，当时父亲已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遗传基因就起了作用。后来又一直与父亲朝夕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吃了偏灶，我们都没有这个条件。”的确，由于我是家中老小，排行小六，因此便格外受到了父母的宠爱，也由于当时家中居住条件拥挤，哥、姐住校的住校，离家的离家，家中只有我与父母呆的时间长。

　　父亲几乎把全部关爱子女的时间和情感都给予了我。长大了以后，才知道父亲在当时正经历着“肃反”运动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父亲一面更加努力地著书作画，一面转而将注意力移向儿女，以扭转心情的不畅，教育我便成了他的一种精神寄托。

　　然而在当时，我是感觉不到父亲的隐痛的。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慈祥、和蔼，他把痛苦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都埋在心底，用爱与宽容、用微笑和勤奋面对这一切。因此，我的童年是充满阳光和春风的时光，我在父亲的卵翼下幸福地成长。

　　我三岁开始学画。用粉笔画画的生涯延续了好几年，父亲极为鼓励我，并颇为得意。经常是父亲在画案上挥毫，我则在地上弄粉，两人自得其乐。后来二哥回忆说我曾画过一丈长的火车和整院子大的老虎，为了画一条长线，只见我两条小腿在地上紧倒，累了还得歇一会儿，而父亲看着极其高兴。记得有一次家中来了客人，父亲与客人谈笑风生、谈艺论画，说着说着不知怎么把话题转向了旁边的我，十分高兴地向客人介绍说：“我们小六也会画画。”客人也颇感兴趣，于是我受到鼓舞，兴高采烈地将地上所有能画的青砖涂满，父亲微笑着同客人十分认真地看并夸奖我。受了表扬，我却忽然觉得不满意起来，便用脚将画快速地涂掉了。没想到受到了父亲的误会，沉下脸说我对客人没有礼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感觉到了极大的委屈，涕泪交流地抽噎着说：“我是想画一个更好的。”并又重新画了一个大海军和一条大军舰，父亲才又乐了。此事我记忆犹深，永生不能忘怀。

　　有了粉笔基础，我便看着父亲用毛病宣纸画画手痒。终于有一天耐不住，趁父亲不在家，爬到椅子上，用纸笔装模作样地画了起来。糊涂乱抹，糟蹋了好几张纸。怕父亲回来打我，我还藏了起来。不料父亲回来看到桌上的废纸，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的样子，好像是他预料之中的事情。父亲在他对面的桌上给我开辟了一小块阵地，并专门挑了一些笔给我用，还十分耐心地将四尺纸裁成册页大小，给我落了一摞。从此我就正式的上了桌，开始正而八经地学画。

　　一开始父亲给我画了一些范稿，让我摹画。其中有一幅记得画了好几个西红柿。当时西红柿还是很珍贵的菜肴，经常是舍不得买来吃的。父亲在画上题上：“使玫儿见之当垂涎三尺矣味蕖肄画”（见《写意花鸟画创作技法十六讲》插图）。临摹一段以后，父亲便手把手地开始教我。记忆最深的是他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他亲自用笔沾好墨色，调整好墨色和水分，再将笔放到我的手中，由我来画。第二种方法是沾好墨后，他在用手把着我的手画出，让我充分体验用笔的力度、速度，入纸的角度、方向及轻重虚实的变化。这两招极为有效，教我几回以后，我便敢于大胆出手，毫不胆怯了。我认为我父亲的方法对初学国画的人十分有用，使我受益终生。

　　父亲培养我的另一个方法，是经常将未完成的作品挂在墙上，自己审视的同时，问我应该怎么画，下一步在哪画，画什么。画完则问我应该在哪里题词、题多少字、多字还是穷款、横题还是竖题、图章怎么打、打几个、都打在那里。我当时不知高低，却总是很大胆地发表我的意见。父亲微笑听着，把我当成画友对待和我探讨。不管最后是否按照我的说法办，父亲总是很鼓励我，并耐心讲出很多道理来。现在想起来，这一段艺术启蒙经历对我一生的绘画事业起了非比寻常的重要作用。至今我认为我画画能力的水准都与童年密切相关。

　　我认为在绘画中，构图是最重要的，是审美经验的积累。父亲曾被叶浅予先生誉为审美高手，他一生所画作品无数，没有一张重复的构图，甚至是同一题材也绝不重复。这也培养了我的习惯，画画绝不重复，若重复，反而画不好了。后来有人在评论我的画时，也说出这样的话：“看他的画，没有重复之作，这就是功底。有的人一辈子画一种物象，稍一变化，便不会了，这种人不能称之为画家。”

　　父亲在笔墨上教我入门，在构图上给我以修养，并经常带我去动物园、植物园写生，但父亲在造型上没有给我更多的培养。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父亲觉得我年龄太小，应该充分地给予我发挥想象之空间，只让我随意去表现，用儿童的心灵看一切事物，没有任何框框，不给予更多的约束。

　　在我幼小心灵中记忆深刻的是父亲曾经带我去拜望齐白石先生。在白石老人正要进屋时，父亲快速赶前两步，打起门帘，毕恭毕敬地站立一旁，让白石老人进门。此情此景像电影镜头的一幕永远闪进我的脑海，使我永生难忘。父亲清高含蓄尽人皆知，此动作让我十分惊讶，当时我虽年幼，但我知道父亲做这种动作的时候不多，可见他多么尊重白石老人。白石老人看到我，和蔼可亲的白胡子颤动着，他从腰上解下一大串黄澄澄的钥匙，在柜子上打开了一层又一层，才从最里面的柜子里拿出一小碟蛋糕让我吃。可惜蛋糕已然不新鲜，我已忘记最终我是吃了还是没吃，尽管当时情况下这蛋糕对我诱惑极大。父亲一直在听白石老人讲话，神情恭敬。我则尽览家中的一切物品，看挂在墙上的对联和画，数条案上的笔、水盂里的虾。这对我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是唯一一次与白石先生见面。

　　到徐悲鸿先生家里去，却是在悲鸿先生去世之后。坐落在东单的徐先生故居，辟为徐悲鸿纪念馆。父亲曾在此工作三年之久。有一段时间家中无人，父亲就一直把我带在身边，至今我还记得父亲那间小办公室的味道。他曾带我去见廖静文先生，在那当时并不多见的二层小楼里，我看到阳光透过落地门窗照进室中，廖先生给了我一玻璃花缸的菠萝块。至今记忆犹新。父亲工作极忙，根本无法照顾我。他要设计建馆方案，以及藏品的陈列、整理、编辑、出版，还要负责接待参观和临摹。大到展馆的整体设计，小到每一说明的改写都要亲自动手。父亲还经常手拉长长的胶皮水管去浇灌徐院长亲手植下的紫藤。我经常是见不到父亲的。当时我时常与庆平在四合院里打乒乓球，他长我几岁，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像长兄一样呵护我，十分亲切。我也时常在展厅里乱窜，看那些诸如“愚公移山”之类的大画，也曾对徐先生的猫发生兴趣。经常是站在院里的藤萝架下孤孤单单地等父亲吃饭。还曾经差点被工匠当作外人轰出院去，直到馆里有人认出我，才被拉了回来。

　　父亲的心完全放在了工作上，他顾不上照管我的衣食住行，全然很放心。那时父亲吃的也很简朴，一个饭盒，一点菜，父亲经常把菜拨给我。夏天，纱窗外的大树上蝉鸣不止，桌子上摆满了摊开的书，父亲一边吃饭，一边擦汗，眼睛却没有离开桌上的书，这便算作他的午休。

　　翰墨纸绢，耳濡目染。童年时，我由世界儿童保卫和平委员会推荐作品数十次出国展出，8岁得了世界儿童绘画比赛银杯。父亲像为他自己办事一样替我寄信回信。我穿着母亲精心熨烫的小白衬衫去出席领奖会，在少年宫拍电影，拍电视。还在那时刚成立不久的电视台上做了一次节目，有少年宫教美术的杨景芝老师作解说。当时正好黄胄先生得了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金奖。他到我家里拜望父亲，当他听我得了银杯时，语重心长地说：“可不要骄傲啊！”母亲说：“他还小，还不懂得骄傲。”黄胄先生意味深长地指着我的脑袋说：“骄傲不在嘴上，在这里头。”

爱此茅堂入竹深

　　1950年尚在襁褓中的我便随父母由潍坊来到北京，在西城区地安门米粮库胡同8号（后改为15号）的一个小跨院安身。房主姓姜，私房。他老俩口住在外院正房，而将里院偏房租给了我们。院子南北长狭，两间北房为正房（瓦房），两间南房为平顶房。西面还有一间平顶房和厕所，东面为外院的后山墙。院子较为封闭，只有一小过道通往外院。院落虽然破旧，但尚宁静。当时美院有些平房住宅供教员使用，但父亲不愿去，就喜欢这里的宁静气氛，关起门来自成一家。我对这个毫无华丽可言甚至有些简陋的院落充满了感情，我在这里长大，我熟悉这里的一切，这里盛满了我童年的温馨的梦，这个院落也因为父亲的存在而显得具有无穷的艺术气息，那些普普通通的砖石瓦木仿佛都通了灵而与艺术结了缘，因此我的一切回忆都变得极其温暖而甜蜜。

　　刚来时，小院是荒芜的。虽没长满蒿草却满地是并不肥沃的土地，墙皮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碎砖头，顶棚露着窟窿，蜘蛛网在墙角随处可见，屋子下雨时还得接上面盆，地上的大青砖泛着潮，屋里到处散发着霉味。父亲白手起家，根本没把这些放在眼里，几年之内就把它收拾得草木繁茂，窗明几净，给我们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充满生机的家园。

　　父亲买来粉纸，请来工匠，亲自刷浆子、糊顶棚、刷墙。买来高丽纸糊窗户，后来为了画画，又将上层窗户也换成了玻璃窗。带来的为数不多的家具也摆放停当，支起了画案。只是没有床，记得我在箱子上面睡了好长时间。

　　父亲当时在美院研究所工作，早出晚归。但他每天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外衣，挽起袖子，种花浇花，打扫卫生。父亲毕生画花，毕生爱花。他将山东带来的家乡花籽洒在了京华的土地上，期望它们开出美丽的花朵。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东墙下开满了凤来仪，颇有画意，那一大片紫白色的花朵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父亲出差每到一地便带回当地他喜欢的花木。记得有一次去南京，从玄武湖边移来虞美人；去杭州，带回了黄色的鸢尾。父亲一回到家便取出将它种在北屋前，不长时间便分得许多。父亲格外珍惜，禾锄浇灌，为之写像。他还曾在日记中写到：“连朝小雨，移得姜花一本，置块石下，现点入画图中，又别一番理趣。”

　　小院渐渐成了花的海洋。父亲从山东又带回了心爱的铁树、棕榈、文殊兰、夹竹桃等，又种上美人蕉、玉簪、马兰、黄葵、萱草、雏菊及一些不知名的花卉，又弄来两个半人高的大缸植入睡莲、水柳、茨菇，养了金鱼。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河边捞蝌蚪，放入缸中，后来蝌蚪全变为小青蛙，满院子爬，颇有意趣，成为童年不可磨灭的回忆。

　　父亲一生爱蕉爱竹，到底不知从哪弄来了两颗芭蕉，种在西屋前，视若珍宝。又于移竹日移来竹子若干。“闲庭种蕉学怀素，粉壁画竹师东坡”（父亲句）。到后来竹子已连成片，竹鞭在地下转移，将整个北屋窗户遮住，形成了一片密林。整个小院星光中竹影婆娑，霁雨时蕉叶流珠，阳光里清荫满地，月光下花影扶疏。屋里也不甘示弱，条案上有红枫吐着嫩芽，瓷鼓上有腊梅放着幽香，迎春似黄色瀑布泻下多宝格，真是一片桃花坞。

　　后来困难时期，父亲又种瓜种豆，植上葡萄架。丝瓜遍垂院中，豆角爬满东墙。成熟时节，父亲每每命我采摘豆角，洗干净做菜。在院中的小桌前，他带着满足的微笑，享受这劳动的果实。

　　父亲视花如生命，种的这些花木，不仅陪伴着他，给了他精神的慰藉，更是他画中的主角。他曾说：“种竹五十年矣，每欲。。。。。。溶溶漾漾，不觉奔来腕底”。在父亲的心中，这个小院是与北京的大园林乃至全国连在一起的。就在这个淹没在北京无数深宅大院中的普通小院里，父亲几乎完成了一生中所有最重要的作品。父亲艺术事业真正的大幕是在这个小院拉开的。

　　春天，他画桃花：“煦煦东风馥馥春”，“探春桃花源里”，“东风吹香遍大千”，“春城一夜潇潇雨，飞来犹带百花香”。画牡丹“今日都下多名种，东风开遍十二栏”，“东风吹绽千层锦，惹得游人逐队来”。画杏花：“每忆鹫峰山村看杏花，野店风香、细雨沾絮，欲撩人提壶也”，“清明时节细雨霏微中写此一枝”。画月季：“雨余看霁色，风轻闻细香，东风旧相识，一枝破春寒”。画海棠：“春夜烧烛看海棠，觉韶光倍增浓丽”。画梨花：“似水春寒寒食夜，梨花枝外月如钩”。画迎春：“案头迎春一株，嫩黄点点，觉春意扶动矣”。画兰竹：“浩荡东风烂漫春”，“春雨声里喜看新篁迸发”，“春阳不自媚，为致一窗碧”。画玉兰：“破晓大雾迷蒙，庭前竹树不可辨识，散步归来作玉兰如玉山琼岛”。画藤萝：“珠累累，绶若若，邻家藤花甚盛，率写其致”，“细雨春昼落藤花”。“樱桃沟在卧佛寺之西北，春来藤花甚盛，写其一枝”。画柱顶红：“朵朵轻颦浅笑向东风，邻家花事正繁”，“邻家分根种瓦盆，渥似丹砂颜长好”。画杜鹃：“吾愿杜鹃声里，行遍处处春山”，“春山处处行应好，一路看花到几峰”。画萱花：“故宫石鼓陈列室阶下萱草花行列整齐，如伎乐群舞，微风凉月，蹁跹翠袖，不减响廨廊下吴宫旧仪也。”

　　夏天他画芭蕉：“风雨寄相思”，“窗外种蕉一两株，绿筠三五竿，疏雨声中折叶学怀素狂草”， “大雨连朝，檐溜如注，竹屋挥毫人画兴倍浓” ，“时雨夜过，斗室烹茗，写竹蕉极人生之乐事矣”，“风雨泼窗之夜霪雨连朝破我檐下蕉叶”，“蜘蛛也解留春住，着意添丝网落花”。画荷花：“银汉欲曙”，“露冷莲房坠粉红”，“香风十里”，“横塘世界白鸥天，溶溶月色馥馥香”，“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晚妆”。

　　画山丹：“卧佛寺西涧泉石潺缓，花竹萧疏，京都避暑胜地也。”

　　画百合：“素女青娥队队来。砌下百合花发甚盛，写其临风姗姗之趣。”

　　秋天，他画菊花：“入秋都门画事甚盛，前日看菊镏园仰止堂，今晨赏花桃花坞，清霜篱落，精神为之一爽”，“契园看菊归来”，“九日不见黄花，写此自赏”，“莫教负却登高兴，一年佳节是重阳”，“菊绽放香霜气秀，山堆秋色露痕斑”，“肃肃浓霜下，见晚节之难”。

　　画红枫：“都门霜红时节”。

　　冬天，他画山茶：“似共东风解相识，一枝先已破春寒”，“丹砂幻出岁寒姿”，“东风朱霞”，“夜来北风撼户、晨兴拥篲除雪，归来呵冻作此”。

　　画水仙：“洛浦浅春月上初”，“冬夜听雪”。

　　他到过黄山、青城、峨眉、三峡、南京、无锡、太湖、苏州、青岛、烟台、蓬莱、曲阜、泰安、济南、崂山、敦煌、大同、洛阳、华山、西安、兰州、重庆、武汉——他曾“胸荡黄山云海，目迷太湖风帆”，沉醉于“饱看祁连山色，卧听巫峡江声”，也曾在“太华峰头数瀑布，青城山中待月明”。

　　外出则笔墨自随，每每写生归来，作品累累箧笥。由于当时的条件、环境所限，父亲没有来得及去云南、福建、海南等地写生，也没有机会去国外，如果天假父亲年寿，想一定能管领风骚。

　　他从这里出发，风尘仆仆，简装轻裘；又回到这里，在五尺画案上精心创作。在这里，他画出了“惊雷”、“朝晖”、“晨光”、“丽日”、“月上”、“潺潺”、“绿天”、“晚风”、“初阳”、“嫩晴”、“秋熟”、“淡妆”、“春渚”、“归兴”、“浅春”、“银锄”、“午晴”及“东风朱霞”、“胜似春光”、“繁荣昌盛”、“春山行”、“银汉欲曙”、“大好春光”等巨作、力作、代表作，为他的艺术生涯添上了最辉煌的一笔。

格超梅以上 品在竹之间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慈爱深情却不露言表，学富五车却少言寡语，英俊魁梧却衣着简朴，志趣高洁却平易近人。他总是在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三个位置：椅子、画案前、床沿。晚上父亲穿上那件浅色条纹的月白色旧毛巾睡衣坐在桌子前，我就别想拉动他了。无论我怎么捣乱，他是不会理我的，他不是看书便是写作，当时我虽然不知他在写什么，但经历过几次捣乱失败后，便知趣地去外面玩了。有时我睡醒了以后看见父亲房的灯光依然亮着，睡眼惺忪中墙上父亲的影子老大。第二个位置是画案前，父亲从单位回到家，放下提包外衣，浇完花便开始画画。从没看见他休息一会。我怀疑那画案有一种奇力，吸引父亲站到它前面去，在画案前他从不知累。父亲手快，他常用行草笔法入纸画兰竹，每每用不了多一会儿屋子四壁便挂满兰竹。直到无处可挂了，父亲才住手，到外面看看花。这几乎是每天的日课。第三个地方便是床沿，是来客人的时候用的。由于家中地方不大，屋里除了书案就是书架，只有床前地方稍大，父亲经常在床前接待客人。有时来许多学生，小屋里挤得满满当当的，父亲兴奋地和他们谈话，从来不知疲倦。学生则围坐在老师身边，显得那么亲密无间。父亲从来没有嫌弃学生来家影响他，反而来得越多越高兴。父亲兴来还给他们示范，作品就当场送给他们了。

　　父亲经常带学生去写生，每去一次，就像打仗。当时还是国家困难时期，父亲面容清瘦，每次写生归来，更是瘦了一圈，但父亲从不抱怨。在母亲给他收拾那些脏旧、甚至长满虱子的衣物时，父亲反而神采奕奕地向母亲展示那些带回的写生佳作，迫不及待地说起下去的收获和体会，全然将自己身体的状况置之度外。母亲理解他的追求，虽心疼也无可奈何。

　　他知道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的状况。他曾说过：“再不下去，更无时日”。他是在和时间赛跑。因此每次都像拼命一样，抢回一些写生稿。写生是艰苦的，父亲当时已五十多岁，与学生吃住在一起，还要负责管理教育学生，指导学生写生。他在日记中写到：“借住林校食宿均已解决，大可节约开支。早餐食稀粥，中午及晚餐有瓜干及米饭，每人菜一盂、饭一钵，足以解饥。”尽管是这样，但父亲“在旅馆休息中，忽然想到有关构图法的几点规律，记之如下：

　　枝干分理              　　散点成组
　　三段分疆破中线        左右开合忌等分
　　交枝分求远          　  散点不过五
　　纵横定主辅            　老干宜独出
　　不等三角破对角

　　父亲自己已不轻松，还要去负责学生的一切，记挂着他们的衣食住行。他非常关心学生，日记中有多处曾这样写道：“詹庚西足为虫咬，化浓，步履艰难”，“詹庚西脚病稍瘥，可慰”，“焦可群病，腹泻”，“稍瘥，仍不能步履……因途中冷热不调，龚继先已感冒发烧”，“病已痊可，身体已能行动……龚继先感冒仍发烧”，“南京郊区地湿、植物园草木又多，蚊虫甚咬人。我与焦可群有蚊帐尚须夜起捉蚊，同学们深受饱吮也”，“天热，蚊虫扰人，午夜不安，同学多不能耐。开会讨论应付目前蚊害事。决定停止劳动，进城内旅舍住宿。”日记除了大量记录了学生的情况，还有教学活动：“……午后为学生讲构图问题……连日学生作大构图，已见进益”，“晴，早去杜甫草堂作画，画写生及风景画一幅，归为美院五年级同学詹庚西、许全、龚继先讲收集素材及创作问题”。

　　父亲对自己的学生是这样，对社会上的求学者也是如此。不管自己有无时间，都认真接待。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人慕名而来求教，我记得较为清楚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叶大奎，我叫他叶叔叔，好像是叶圣陶的儿子。他每隔一段就来我家一次，父亲不厌其烦地为他看画，讲解，示范。还有一个连姓名都不知道，只因他用极小的黄草纸画了很多海底鱼呀、海草呀什么的，印象较深，当时我看了都觉得太业余了，还没入门呢，也拿来让看。可父亲非常认真地给他讲，如画花卉要原大呀，画得大小不能锻炼出笔墨呀等等，整整讲了一下午时间，那人非常感激。

　　父亲不轻易送人画，可是对学生、求教者例外。有一次送给裱画师傅一张非常漂亮的朱砂勾填的红山茶，我们都认为太好了，可父亲执意要送。

　　在京华的日子，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宽裕。父亲对钱从不在意，从没听他说过钱的事，每次发下工资，如数交给母亲，由她打理家中用度，他从不管。父亲穿着十分简朴，经常是一件旧得看不出白色的衬衫，外面是一身黑呢子衣裤，旧得已露出了纬线，脖领子和袖口都被母亲精心地打了补丁，不细看是看不出来的。后来父亲为了外事活动买的最好的衣服是一件蓝呢子短外套和一顶蓝呢帽，我认为会值很多钱，一问母亲，母亲才偷偷告诉我那是委托行买的旧物。父亲长得精神，身材也魁梧，穿起这件八成新的衣服来非常漂亮，但谁也想不到是旧货，父亲就穿着它接见外宾，出席重要场合。有一次新年接到了大会堂的请帖，父亲也是穿着它去的。这就是我父亲最好的礼服。而父亲对买字画却毫不吝惜，不惜咬牙根借款。家具不够用，父亲从地安门委托行买来两个旧柜子装画，虽抽斗的底都掉了，父亲亲自动手修了修，仍然一直用着。父亲的心从来就不在这上头，他心广骨傲，见过大世面，精神境界高远，不在雄雌玄黄之间。

　　有时被生活所迫，父亲也去接一些小活，经常是画书签，每一件上几笔花卉。当时画一个是一分钱还是三分钱我忘记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家中摆了一大片，父亲和母亲认真地忙了很长时间，不论多么简单的东西，父亲都是极其认真地去完成。

　　父亲从山东带京一个立式的电子管收音机，用了一辈子，每天用它收听新闻，有时也听些京戏和相声。后来我一直想找这个收音机，找不到，才知它在文革中被砸掉了，就因为是外国货吧。

　　父亲不吸烟喝酒，饭食从不挑，记得有一次美院发的高级香烟被他送了人了，只剩下了一堆苹果，那苹果小得比杏大不了多少，让我诧异半天。而有一年秋天美院分了一堆白萝卜，父亲却显得非常高兴，兴高采烈地画起写生，立时几个栩栩如生的白萝卜跃然纸上，父亲还兴致勃勃地题上：“今年校园莱菔丰收予分得二十斤霜晨雪早食之松脆可口喜而图之。”无论多么艰苦的生活，父亲都是泰然处之，无论什么生活细节，父亲总能和艺术挂起钩来，首先想到的都是艺术。

　　父亲热爱生活，劳动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事情。除了写作、画画，种花浇花、收拾屋子什么都干，把劳动当作一种精神的调剂。几乎每个星期日父亲都早早赶我们起来，带领我们洒扫庭厨；逢年过节时父亲尤其高兴，他带领我们剪窗花、糊彩灯、写春联、插梅花、屋里屋外张灯结彩，大红福字贴到了外山墙上。记得有一年天气奇寒，水遇冷即结冰，父亲别出心裁用家里的水桶灌满水，待水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壳，再将冰壳倒出来，将里面的水倒出，做成了一个冰灯。把它挂在院子里，里面点上彩色蜡烛，让那年的新年着实难忘，为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每到节日父亲必画画庆祝。有一张画，画的是瓶牡丹、茶炉、百合、花生等，题为：“春节花炮声中与小儿女欢话知鱼堂，乘兴写此意在淡静中求腴润也。”更多的时候他都画些鞭炮、风筝、水仙、梅花、民间泥人等。除夕的夜晚，挂着棉门帘的屋内温暖如春，窗外鞭炮声如炒豆般不断，天空不时闪过红绿的礼花，我们围绕在父亲身边，看他作画。红灯映照着父亲满足而惬意的眼神，好一个难忘的春节。

　　文革中，父亲遭受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父亲默默承受着这一切。有几次他的头被一些人打得出了血，他用手绢擦了擦，包了包，戴上帽子，神情泰然地走回家来。母亲给他擦洗，父亲眼神坚定而执着，那眼神我至今记得。二位老人谁也不说话，用心在互相鼓励。还有一次我见到父亲的衬衣被毛笔写的乱七八糟，还打上了红叉。到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父母终于被“请”去住进“牛棚”，我与他们便不能经常见面了。

　　尽管我的父亲从不满足、炫耀自己已取得的成就。但是，一切公正、正直的人都会看到我的父亲对现代中国花鸟画领域所做出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贡献。父亲全力地推动了中国花鸟画历史变革的车轮，并为之耗尽毕生心血和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多少次梦中见到父亲，想让他给我一些艺术上的指点，但终未成真。恍惚中，我仿佛看见父亲站在梅树旁边，那是一种严寒彻骨的境界，盛开的粉色梅花上有厚厚的冰凌，父亲仍然穿着那身磨破衣领和袖口的黑呢子中山装，花团簇拥中他与梅花相辉映；恍惚中，我又在竹林中见到了父亲，他向我微微笑着，穿行在竹林间，渐渐地、渐渐地隐没在竹之间，只看到满山竹林一片青绿。